2005 年 3 月 14 日 , 又一次与田伟院长灵犀互通。 是那种缓缓地如雪水般沁人肺腑的诉说 ; 是那种灿灿如钢水般饱含激情的挥洒胶东半岛黄县且世代 医家的 田伟 , 携带着太多太多的大海和泥土亲吻的基因。 他跨越蓝色的海洋，将世界上最先进的脊柱外科技术引回故土。 一个酷爱棋琴书画又从小立志学医的小男孩 , 就这样步履匆匆地带着他的梦想一天天高大起来…… 那颗从青少年就开始在心中萌动的“精诚、精艺、精心”的幼芽，终于在“积水潭”这座美丽的“山水医 院”中根深叶茂 ......

　

当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体会和思维，我们懂得生命开始只是一张白纸，要由自己来着色。要不懈的努力，珍惜，充实而有价值的度过每一天，保持着对美好生活和事业成功的梦想。他就是这样：在梦想中追寻，熏陶中立志，求学时坚定，留学时进取，报效时无私 ......

　

梦 想 篇

“我从小可能受家庭的影响，特别是小学（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没有特别多的娱乐活动，爱好还是比较广泛的。每个人青少年都有很多的梦想 , 我小学时的梦想就是将来要当一名篮球运动员，不是因为明星的概念，就觉得篮球运动员比赛时特别神气。”

我从小可能受家庭的影响，特别是小学（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没有特别多的娱乐活动，爱好还是比较广泛的。每个人青少年都有很多的梦想 , 我小学时的梦想就是将来要当一名篮球运动员，不是因为明星的概念，就觉得篮球运动员比赛时特别神气。当时国家队比赛在首都体育馆，看的人不是很多，票价也相对很便宜，像我们小孩子就都去。对篮球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是有业余时间就去打。我们学校有一支篮球队，由体育老师组织的，但是必须经过考试，选拔那些技术好的。所以我也能顺利加入篮球队，虽然身高不是很高，但技术很全面。既可以组织进攻，防守又不错，于是给我安排打后卫。

五年级的时候，体校选拔运动员。因为有篮球运动员这个梦想 , 从很早我就开始准备。考试分为两部分 , 技巧和基本动作，整个下来我觉得发挥的还不错。但是教练说 : 你没什么前途，身高不够 , 运动员最起码要求 一米 八几。当时听到自己落选的消息 , 特别伤心 , 因为在篮球队里我是主力 , 技术全面而且很突出。最后选上一个，个头很高而且后来又长了不少 , 但技术上马马虎虎。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选上一个队里并不突出也不是主力的人。后来想想学生的标准和人家专业不一样 , 教练不仅看技术，还要看你基础的条件。不过那时还是特别伤心 , 因为运动员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 , 也许当时支持这个梦想的仅仅是那种出类拔萃的成就感。

我比较喜欢文学。特别是上中学以后，不知道怎么就开始迷上 鲁迅 先生的作品。只要看到 鲁迅 先生的书，我就买回来 , 不知不觉就有了一大箱。现在有钱的话 , 可以成套的购买。在我中学时候是不可能的，必须跑到书摊儿上找。那个时代人们不读书 , 更没人看 鲁迅 先生的书，因而他的书很便宜。后来我发现 鲁迅 先生的书经常在处理书摊儿里能找到，我如获至宝一样把它买回来 , 一个人细细地品读。 鲁迅 先生写的文章与众不同。尤其在那个年代 , 很多作家的书都不准许读，只有鲁迅的书可以读。他是左翼作家的代表 , 而且文章真的很好，包括散文、小说特别是杂文，对世界的描述特别有哲理。 鲁迅 先生写的文章从不遮遮掩掩，一针见血 , 好象让人觉得很难接受，包括他的一些书信集里经常是和别人吵架 . 因为他写了很多东西，揭示社会弊端，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人都对他很有意见。但我觉得这样的作家很少见，文章又是特别能吸引人。很多文章属于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更帮助我形成了良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为特别迷鲁迅，仿照他的文风写了很多东西，曾经有一阵子甚至觉得能当 鲁迅 先生一样的作家。

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美术。其实在这方面没有刻意学过什么（比如拜师学艺），其实对于美术 , 就是那种自然的喜欢。就是本着这样的心态 , 因为那时还是孩子 , 没有特别明确的理想 , 比如做画家 , 当运动员……。当然我在相当长时间怀有这样的梦想 , 也许正是有过这样的梦想和追寻梦想的过程 , 对我将来的工作有着特别重要的帮助。

 

励 志 篇

“问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呢？我选择医生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的影响。我们家从祖上，就有很多的大夫，从我爷爷的爷爷到我父亲很多代都是做医生的。 家里面医学背景的人很多，我母亲也是医生，所以我从小受的这种教育、医学的教育，不用叫你学医 , 因为耳濡目染的都是与医生有关的东西 , 自然会喜欢上这个职业。”

医生是一个社会性的人，工作非常复杂。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呢？其实也很自然，我选择当医生在我考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了。当然我选择医生很大程度上受了家庭影响。

我们家从祖上，从我爷爷的爷爷再到我父亲很多代都是做医生的，到我爷爷为止都是中医，而且听我父亲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中医。我爷爷解放后是当地著名老中医 , 还是政协委员，赫赫有名。但他在教育子女上很开明，当时经济条件不错，念过很多书，属于书香门第的知识家庭。他对社会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在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 国民党末期 ) ，他觉得中医还有很多不足，他认为真正的医学发展是在西医。因为西医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讲究自然科学。一个世世代代的老中医能够接受现实相当不容易，他不是那种墨守陈规的老中医 , 他很重视文化学习 , 把我父亲送到北京来读西医。那是一种胆量，我父亲在他们那一代里边最受爷爷器重，又是长子，念书特别好，按照常理应该让他继承中医 , 因为中医体系讲究的就是传承二字。但爷爷不是，直接让父亲学西医 , 听父亲说当时考了两所学校 , 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 , 因为那被认为是国内最好的医学院。当时父亲是和同他年龄相仿的叔叔一起扛着白面到北京求学 , 一起读的医学院。家里面医学背景的人很多，我母亲也是医生，所以我从小受的这种教育就是医学的教育，不用叫你学医 , 自然会喜欢上这个职业因为耳濡目染的都是与医生有关的东西。

印象最深的是上幼儿园时学美术。我母亲把解剖图拿出来，什么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让我来画。小孩儿嘛 , 因为觉得红的、蓝的挺好玩儿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小时候总是在无意中的接触东西，真的没有打算去当医生。但当到了高中毕业需要选择职业时，就比较的理智和成熟了。到了选择职业的时候，我父母还都在乡下呢 , 但他们希望我能做医生。当然我自己也觉得医生这个职业非常好 , 因为他能治病救人 , 而且老百姓对医生都很尊重。那个时候医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虽然他们都很辛苦。这中间可能也有点儿影响吧，再有就是我父亲后来去世了。说到这我想讲述一下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医学工作者。

我父母都是学医的，从小崇尚革命，当学生时就是“革命分子”。他们参加过多次北京大学学生示威游行，属于革命同学。毕业后国家号召进步青年参加军队，当时军队很缺乏像医生这样的高级人才。我父亲刚毕业时分到协和医院，听到党的号召，马上参军了。他们同学有很多人参军的，他工作部门就归总参谋部。所以我父亲一直在军队当医生，我母亲也是这样。父亲工作、做人的态度非常认真，即使下放时候。随着时间推移，我父亲算是比较有名的专家了。军队开始进城的时候遇到一次大瘟疫，我父亲主要组织防疫、治病，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给他们下放了。开始在秦皇岛一带农村打井，后来到区防疫站工作，他从始至终工作非常认真。

有一次他们老同学正好来视察工作，发现我父亲在这里，才知道他是被下放的。后来就给他调到河北省防疫站工作。我母亲曾说：“那时候省防疫站根本没有人干活，上班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打家具”。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儿很让人看不起。下乡搞防疫，我父亲必须自己去做。哪有疫情领导只是一句话“你去吧”，我父亲二话不说就出发，因为他知道救人如救火，更不要说传染病了。等处理完这个地方，其他地方又有了，领导又打电话，说：“还是你去吧”。省防疫站就他一人在那工作，别人根本就不干活儿，就那么一个工作状态。他总是反反复复出差，最后一次连续几个月在外边。他不能忍受疫情的扩散，他的责任心很强。

最后那次出差是去唐山，做完防疫工作，当天晚上发生了大地震，我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特别崇拜他，觉得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虽然是北京大学毕业，他从不张扬， 1949 年这样的人才非常少的，听到祖国号召马上参军。传染性疾病解放初期非常多，如果没有采取有效手段和预防措施，国家就乱了。他一直在做这些工作，包括到下乡期间，还是那么认真的干，他还组织科室里边的人学外语，出差回来教育我多学习，说不念书怎么能够知道传染病的世界发展趋势。

母亲和父亲是一个专业，都是研究流行病学、疾病控制的。她和父亲一样，念书、学习、工作，他们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父亲的去世，给母亲很大打击。我母亲现在已经离休了，她是 1949 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回来以后就到肿瘤研究所研究肿瘤流行病，那时候肿瘤流行病在咱们国家还是新兴的。当时她所在单位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肿瘤医院，现在已经是具有相当规模了。母亲用一生的时间研究肿瘤流行病，可以算是学科内的专家了。给我的感觉是父母从来就没有管过我，好像永远在工作。母亲基本上也是这种状态，他们那时候把我留在北京我姨家，我知道是为我好，因为他们觉得下乡的地方太苦。我感谢他们，从教育的方面，虽然父母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一直忙于工作，但他们用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

最终能够选择医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医生的父母在我心目中形象非常高大。作为一名医生，能够像父亲一样工作，即使去世了，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称职的人。也许没有多少人记得他做过的事情，但作为他的儿子，我为我有这样的父亲自豪：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中国的传染病事业奉献了一生，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把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的那么好，以至于人们都感觉中国没有传染病了，这在发达国家都不可思议，而在新中国却实现了，都靠老一辈医学工作者的辛勤工作。

　

求 学 篇

" 高考报名时我选择了父亲的母校——北京大学医学院。老师就对我说：你应该报什么北大、清华的计算机系，那才是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专业。我坚定的说：对于我来说北医就是一流的大学，医学就是一流的专业。 "

从小学开始就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可能原因就是很爱念书，每次成绩总是第一。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爱读书成绩好就是好学生。第二，我上学时没有乱七八糟的嗜好，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经常有小动作或者偷偷溜出去玩，甚至上课时打打闹闹，在小学、中学班里都有。我不属于那类学生，这跟家教有很大关系。

我 1977 年高中毕业，在我印象中那是第一年可以正式考大学。每年我们都有一个月时间到校办工厂劳动，宣布考大学事情的时候，我们班在校办工厂，做乒乓球网的那个架子，年级组长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大学取消了选拔制度，过去工农兵大学生是选拔的，看政治表现。现在要通过考试，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觉得天方夜谭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考试进去大学了。但是它有特殊的政策，认为我们应届毕业生机会很多，所以考试对我们有特别的限制，要照顾社会上已经毕业工作的人，给他们放得比较宽，对我们应届生比较严格。结果我那年就差三分没有考上，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分数线。我们学校有那么一两个考上的，但当时考得专业和学校都不太理想，但是听到第一次有人考上大学的都很兴奋，能通过这种方式考上大学真了不起。所以我们开始进入高考补习班学习，也是第一次开始有高考补习班，参加半年后参加全国统考。

在补习班，我学习一直是比较突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考医学院。第一次高考也是报考医学院。医学属于理科，实际上我的爱好偏于文科。我作文写得特别好，高考补习班的语 文 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 文系的 教授，他对我很欣赏，给我的鼓励很大，他劝我考文科，但我已经确定了学医的想法。因为我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学医，而且考我父亲的母校——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因为我觉得当时要考的医学院是医界最好的。高考报名时我选择了父亲的母校——北京大学医学院。老师就对我说：你应该报什么北大、清华的计算机系，那才是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专业。我坚定的说：对于我来说北医就是一流的大学，医学就是一流的专业。

医学院第一次接触医学，就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上大学之前我已经接触过很多医学的知识，补充一点：那时候我们准备毕业后去插队，想到插队时要干的具体工作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当赤脚医生。于是把我家里有关医学的书都搬来读，还特意买一些速成的医书。现在想来觉得挺可笑的，从中学就开始读医书，不过我当时没有感觉一点枯燥。等到了大学后，发现有一种既新鲜又熟悉的感觉，包括到学校里内心深处有一种特别的“优越感”。对于解剖学方面的书籍，我基本上都阅读过了，读的时候有种发蒙的感觉，但还是把那些东西记心里了，这对我将来的学习以及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家庭的氛围对学医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首先就体现在我中学时读医学方面的书没有厌倦过。当时有同学只是因为医生这个职业不错，于是高考选择医学，可真正到了学习医学的时候，就发现里边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上学时还没有退学这个规定，那些不喜欢医学却又选择了医学的同学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读。我就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从小父母以及家庭的熏陶，再加上中学时医学知识的积累，我对医学有了发自内心的喜欢和学习的动力，在别人拼命追求分数的时候，我选择了将医学知识读懂、读透。

 

机 遇 篇

因为我喜欢干骨科，一个原因是我在这里实习，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非常强大，我遇到很多知名的教授，他们做手术那种出神入化的状态以及对医学事业的奉献精神，让我很是佩服。再一个原因我喜欢画画，喜欢创造力，骨科很适合我，要为每一个病人设计适合他的手术，每个人每个手术都是不同的，这点特别适合我，因为他需要动脑筋、需要创造性思维火花的迸发。

因为我喜欢干骨科，一个原因是我在这里实习，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非常强大，我遇到很多知名的教授，他们做手术那种出神入化的状态以及对医学事业的奉献精神，让我很是佩服。再一个原因我喜欢画画，喜欢创造力，骨科很适合我。要为每一个病人设计适合他的手术，每个人每个手术都是不同的，他需要动脑筋、需要创造性思维火花的迸发。骨科手术没有太多的定式，不象外科切胃怎么切，必须得按照规定。对待每个病人都是如此。我觉得照猫画虎练成娴熟的手术没有挑战性。刚毕业时就特别愿意去骨科特别是矫形骨科，那是最能体现我特长的地方。矫形骨科主要是对骨病畸形做矫正，非定式手术特别多。可以说很幸运来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又幸运地选择了喜爱的科室，是幸运女神眷顾了我。

我从中学开始学日语的，这和别人非常不同，我学日语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后来能留学日本。可以说学习日语完全是被动式的，因为中日邦交恢复以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可能因为有互相交流的计划，于是在中学开设日语课。我们学校有两个日语班，而我恰恰幸运的被分到了其中一班。记得当 时 老师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外语就是日语。”大家觉得特别新鲜，因为以前只听过学俄语、学英语，现在能学到日语感觉也不错。

因为那时学生来源不是按分数线录取，不像现在考试跟宝塔尖似的，好的学生都集中到好的学校。我上学的时候是按片分配，上我们家住的胡同附近的学校，没有选择的。老师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后期很多在受冲击的老师回城。因为诸多原因暂时回不到原来的学校，好多大学的教授都跑到中学小学去了。我的那些老师没有一个是中学老师：语文老师是师范大学的，化学老师是师范学院的，外语的老师是外贸学院的，数学的老师好象是北工大的，都是这些大学的教授在教我们这些中学生。我一直很感谢他们，不但是因为他们教学水平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敬业精神，有很高的专业素质，讲解知识非常全面，包括考试的方法、学习的方法，甚至讲到自己考大学时的经验教训，对我帮助很大。日语老师的水平相当高，日语很正宗，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当我们考上大学后，社会秩序慢慢恢复了，他们也都相继回到大学，他们对我的帮助我会永远记着。当我毕业后再回中学想感激他们， 那些老师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校，很遗憾没有机会拜谢这些老师。

后来留学比较盛行，中日交流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可能就是我到积水潭医院三、四年间，中日交流多起来了。经常有日本教授来医院讲学、手术等学术交流。当时咱们的医疗水平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差距非常大，因为我们多年的封闭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学术上没有任何发展，而发达国家的医学水平已日新月异。我的一位日本教授曾经和我说：来中国讲课最大的苦恼就是中国医生听不懂，好多东西中国医生从没接触过，不知道那是什么，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这些热衷于中日友好的教授很乐意帮助中国。有时候我想不管中日国家关系过去如何现在如何，但是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

对于留学我感觉那是我的一次机遇。我的教授（后来成为我的导师）叫原田征行，他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他发现北京积水潭医院虽然是中国非常著名以骨科、烧伤科为主的医院，但他来了后发现这里水平并不是很高。特别是当时脊柱外科几乎空白，没有人做。后来听老医生回忆，在医院建立伊始，很多老教授搞过脊柱外科的工作，但因设备差技术力量不够，出现了很多问题，又因为风险大没有人愿意搞，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空白。所以原 田征行教授和医院领导说希望能帮助中国培养人才，我的老师（矫形骨科 贾佑民 教授）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好，他从小学就学日语，他这方面交流很多。当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高兴，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学。也许这就是机遇吧，留学的要求是会日语以及对待工作兢兢业业。 贾 教授觉得我很合适，希望能够让我去学习。我自身特别想去，不仅因为这个教授在日本很知名，更重要的是脊柱外科日本搞的很好而我们医院空白。后来原 田 教授拿来一个叫微型磨屑钻先进的工具，是脊柱外科领域专用的最先进的切屑工具，但没有人会用。当时主任让我保管，没有人去使用它。对这样一个机会，原 田 教授严肃地对我说：“你这个日语还不够，还得努力学”。我很紧张地说：“好好好，没问题”。现在想想自己当时学的那点日语，和实际生活应用有很大差别，医学用语更是不到位。

田教授非常热心，他了解中国人很穷，不可能自己掏钱或者医院掏钱留学。他说我给你想办法，尽力帮你争取奖学金。过了一两年他真的帮我争取到了奖学金。后来才知道是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相当于咱们教育部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在日本奖学金里最高的，而且非常难争取，每年弘前大学只能争取申请一个名额。它还有很多的好处，你可以在那继续念书，包括你念书的学费、实验用的经费，奖学金都可以从这个基金里出，教授很努力地帮我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能去日本留学很幸运；能得到这么珍贵的奖学金，更是幸运。

 

 

留 学 篇

“我靠自己努力博得了教授的赏识，他把临床研究生名额给了我，我觉得出 于 教授坚定的信念和对中国的医疗事业的关心，他要帮助中国，帮助中国医学骨科事业。我答应他学好临床的脊柱外科，我就要实现这种目标，为了教授的信任，更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 原田征行任教的弘前大学是日本一所国立大学。虽然弘前大学在日本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原田教授非常有名。因为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研究脊柱外科并且有很多创新的实践，包括当时研究旋转的断层影象系统就是后来说的CT. 他在日本脊柱外科有很高的声望，我恰恰要学脊柱外科，就跟随他去学脊柱外科就连日本人都会羡慕。原田教授人非常好，乐意帮助一个来自医学相对落后国家的年轻人。他愿意让我学临床，绝大部分留学生去了实验室，几乎没人能进入临床。因为在日本对临床要求非常严格，你想进入临床必须得有资格的审核和临时的行医执照，还要有相应的医疗保险，如果行医时出了问题，手续是非常繁杂的。在日本没有几个教授愿意带留学生做临床，一般让去实验室。原田教授开始是让我当进修生，一年半时间完全在临床。他想让我学习和掌握脊柱外科，不需要我进实验室。他安排我在关节组、脊柱组、手外科组、运动医学组挨个去轮转。开始很辛苦 , 因为对那些东西都不熟悉，念不会我就加班去念。他们下班的概念和我们非常不同 , 原田教授这些大学的医生，大学就是他的家，自己的家就像旅店只用来睡觉 ,他们就像机器似的工作 ,没有下班概念，常常工作到晚上甚至凌晨。

带着文部省奖学金高级进修了临床半年，教授建议我系统的学习，希望我读研究生，因为日本医学研究生没有硕士只有博士，一读就是四年，问我能不能吃苦。我说吃苦没有问题，我已经呆了半年，每天都是最晚走的。当时很多日本人对我很佩服，日本年轻人已经不特别刻苦了。我还不属于机灵的那种人，有些机灵的留学生早就在想如何钻营找教授找门路。我不明白这些关系学，只是一味的学习。是热心的原田教授找到我希望我读研究生，我当然愿意读，因为研究生能学到更多东西。遵照教授的要求我写一篇英文论文、写一篇日文论文，最后还考了外语。他让我考的是临床博士研究生，跟基础博士研究生不一样，需要有医疗保险。当然还有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得通过日本国家的日语考试。日语考试设在东京的全国考试，原田教授特别好，所有事情他都给我安排好。他让秘书帮我安排好报名、定火车票、安排住宿、第二天考试后夜车返回学校，原 田 教授几乎一手给我安排好了这次考试的所有程序，现在还经常想起教授对我好的种种细节。在异乡生活的我就是被这样的一件件事情感动着，他让我明白了人间的温暖。日本的医疗体系中有医局长这个职位，负责管理所有受培训的医生。他在医局黑板上写到：田先生要到东京参加日语考试，让我们祝福他考试成功。这种人文环境让人感动。科室里就我一个中国人，带着激动的心情我走上了赴东京考试的旅程。

考试的内容相当难，不过我觉得还可以。日语最难的部分是由好多汉字拼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很简单，可换成日本人来说比登天还难。我很喜欢文学，认识很多繁体字。考试完了自己觉得还行，于是怀着满足的心情回到医学院。等成绩下来：“合格”。大家都为我高兴，医局长专门组织了整个医局的庆祝会，庆祝我通过考试。当时真的很感动，没想到一个进修的中国人能收到这么大的“礼物”。接着来的就是申请临时医师执照。因为需要买医疗保险，虽然按日本人规定研究生可以买最低的医疗保险，但这笔资金对我来说还是十分庞大的。热心的教授最后决定保费由医局出，我很幸运能遇到这么好的教授，遇到这么好的同事，把我当成朋友看。就这样我顺利地成为临床医学博士，刚一去发现每届读博士会有很多人，等我念了一段时间后才明白，每年教授只允许招收一个临床博士。而其他的人，都是攻读基础博士，也就是说这四年你要到基础那边读，比如读解刨、读生化、读病理、读生理，甚至读公共卫生。他们的弊端是基础研究会做很多，但临床经验就会落下一大截。每个研究生都在争这个临床博士研究生的名额。因为临床研究生主要有两项，第一项主要是临床工作，要总结临床病例；第二要做基础的研究。基础的研究要在业余时间做，虽然辛苦点，但你会觉得四年没白过。等研究生毕业，无论你的临床水平还是基础研究都不会耽误。所以大家觉得最好的就是临床研究生。但教授只有这一个名额，结果那年原田教授把名额给了我，我几个日本同学只能去读基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样情况，他们都很嫉妒我，甚至可以用生气来形容。一个中国人到我们日本来读研究生，教授对你太偏心了。他们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名额不给日本人 , 却了给中国人。

虽然从一定意义上我为祖国争了光，但我更感谢我的教授：他那时承受多大压力，毕竟是日本社会。那时的中国还相对落后，人家看不起中国人。我在那边为了国家荣誉总和日本同事“吵架”。他们说中国落后贫穷，更不会认真做事。我反驳他们，中国过去比你们强盛得多，当年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到我们国家学习，你们根本不了解历史。日本的文化完全起源于中国的文化，它没有自己的文化，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你们先进我们来学习，你们有什么看不起的。我靠自己努力博得了教授的赏识，他把名额给我，我觉得出于教授坚定的治学信念，他要帮助中国，帮助中国医学骨科事业。我答应他要学好临床的脊柱外科，我就要实现这种目标，为了教授的信任，更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

在日本留学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很大影响，首先是日本人对工作认真的态度，有坚定的职业感，他无论做什么都是毫无怨言，一丝不苟。曾经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震动，门诊的一小护士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哭泣，我们的心情也因此有些阴沉。这时扩音器响了，几号诊台的候诊病人到了。发现她的反应真是戏剧性的，先前还在那哭泣，一听到广播赶紧拿起手绢将眼泪擦干。只见他上妆补妆，说了声：嘿，马上笑起来，带着笑容出去了。不一会儿把病人请进来，看到的是热情微笑的面容和甜甜的声音：您请坐。我当时看着她全过程，非常震撼。所有的日本人工作都是快节奏的行动，没有人在一起聊天，没有一个人用公家电话去打自己私人电话。日本很发达，所有电话都可以打外线，但是走廊里都是那种插卡的电话。我留心观察过：每个人要是家里有事情都出去到走廊用自己的电话卡去打电话，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只有我是例外的。比如说节日的时候，刚开始只是我孤身一人在日本，负责人告诉我可以用医局电话给家里打电话，说这是他允许的。如果他没有这句话去批准我打电话，我肯定也不打。我打了两三次后，才知道这个规矩。因为日本是个规矩社会，大家对这种工作意识，公私分明，没有任何人去宣传，去组织他们每天政治学习。但是做得非常好，每个人都自觉维护公家和集体的威信和利益。

我在日本总共是5年多，加上刚开始进修的半年以及一年博士后的研究。临床研究生简单说就是脊柱外科临床的住院医生，负责病人编写病历这些工作。还要做一些基础研究，对于我来说基础研究跟我的临床研究又是紧密结合的 --- 脊髓诱发电位。以上研究处于脊柱外科先进领域，国内到现在也没开展起来，当然里边有诸多的因素。具体操作：打一个很细小的电极，像介入的方法，从骨头缝里穿进去一直穿到脊髓后边脊椎的椎管里。在脊髓的旁边沿着脊髓穿上去，上边有一个很小的电极让它贴付在脊髓的表面，通过电刺激脊髓产生电位的反应，然后去记录电位反应的变化。脊髓在什么地方发生病变它可以记录下来。通过记录就能清楚患者具体的病变位置，做到精确诊断。这个研究，非常先进。我做了很多基础研究，因为实验室条件非常适合做实验，白天给人这样检查，只能利用晚上多进行基础研究。我是个喜欢钻研的人，对测定的方式方法有一些独特的看法，写出来后日本医学报刊上发表。经过几年的研究和知识沉淀，我成为了这方面专家。不论大学、学会还是医院专家探讨这个方向的问题，都会要求我参加。因为都没有掌握这个技术，我经常帮他们做一些检查诊断。因为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掌握一门别人不会的技术或者是大家看着很高深的技术，那是很受人尊重的。虽然日本民族是个有时不太讲道理的民族，但它有一个好处，你比它强时它就很佩服你，你比它弱时它就看不起你。它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思维，现在想想他们也有很多地方让人敬佩，假如在我们中国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外国留学生表现很好我会请他帮助我们做吗？记得当时很多医院经常遇到难以诊断的病人就会把我请去，因为它是手术需要穿到脊髓里，有生命危险，他们能放手让我做手术想起来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

 

归 国 篇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医学还很落后，我下定决心回国后一定要把脊柱外科做好。学医这么多年，从人生价值我要体现出来。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利益上，我要做出我的贡献。这不是空话，只要留过学，这种感受就会很强烈，特别是长时间在国外的人。

选择回国工作，我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我的项目研究已经到了后期，做得又非常好。教授专门申请了两亿日元的资金购买研究所需的整套高级设备，大项目的脊柱外科研究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日本的同学都很羡慕我的成果，可我却想：我学成之后会怎样，留在日本还是回到祖国，内心一直很矛盾。有时在深夜里经常问自己：到日本留学为了什么？学脊柱外科这么多年的目的又是什么？这样更坚定了我的目标：回到我的祖国。

但很多现实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我爱人也在日本。内心深处我们都想回到培养自己的祖国，然而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很差。90年代初，中国的医疗事业在一日千里的发展，但和日本差距仍然很大。回国的目的不是为挣钱，也不是为舒舒服服过日子，回国是为了实现理想，为了做出一番事业。但原 田 教授对我说：“在中国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很难，人际关系太复杂，你要考虑好”。我知道教授是为我好，但我还是从遥远的东洋看到祖国对我的召唤和自己对事业成功的渴望。

当然还有很多外在因素，骨科的 贾 教授希望我能回国，整个骨科也希望我能回去。院长曾经去弘前大学访问，亲自找到我，希望我回国工作，北京积水潭医院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他的话语十分诚恳，并告诉会永远支持我，这些更加坚定了我回国的信心。我母亲也打电话支持回国，认为在中国一样能能干出大事业。她同时也要我有思想准备，因为要成就事业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得知我回国的决定后，很多日本人对原 田 教授的责难，有的甚至在背后骂他 , 问他为什么要偏向中国人。我很矛盾，他是我的恩师，不仅仅给了我特多生活上的照顾，更指导我走进了脊柱外科临床的殿堂。我知道教授希望我留下来，给他当助手。

日本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良好的工作条件，简单的人际关系，当然还包括原 田 教授对我的信任。虽然他开始的目的是让我学成后回国，但后来因为我在脊柱外科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他希望我留下当他助手。日本的助手和中国不同，他们科室中助手数量相当有限。因为限制很多而且要求非常严格， 能够当 教授的助手是一个无尚的荣誉，意味着大学的正式员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里已经先胜了第一步。如果做得好就能当上讲师，但升为医学教授就有难度。因为临床医学只有一个教授、副教授，权利相当大，不会让中国人来担任，这也是我回国的理由之一。

另外不管是病人还是手术，临床学习和实践这么多年，对脊柱外科有了透彻的了解，包括最先进的技术。我应该回国干一番事业，虽然留日本一样可以干，但不会做的很好。因为日本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可以生活可以工作，但对于成就事业不适合。更重要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领导送我到日本来留学，希望我学成后能回国回院，能救死扶伤。在自己的国家实现当初的抱负，实现学医的理想。

  很多日本人很看不起中国留学生，对待他们蛮横的态度，我忍气吞声、默默学习，为中国人争光。我们国家的医学还很落后，我下定决心回国后一定要把脊柱外科做好。学医这么多年，从人生价值观上我要体现出来。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利益上，我要做出我的贡献。这不是空话，只要留过学的，这种感受就会很强烈，特别是长时间在国外的人。

　

报 效 篇

随着时间推移，从医院里没有病人弱势科室发展到病人“门庭若市”。 1997 年我和院长说要成立脊柱外科。听到这消息大家都劝我，因为建立科室不是闹着玩的，但我一直坚持。院长对我很支持，帮我顶着巨大压力，成立了脊柱外科，有 30 张床位。

回国后特别幸运，荣院长支持我做脊柱外科。让我进专业组，在矫形骨科科室工作。并拨出几万元专款，购买脊柱外科医疗设备。在当时的中国，脊柱外科先进的设备、手术器械一样没有，院长从德国买回的设备对我是很大的支持。如果没有这套设备，脊柱外科手术根本无法实施。回国前，原田教授送给我一个手术眼镜。为了安全脊柱外科手术在国外要求一定要戴放大镜，而在国内都不戴，存在很大的危险系数。原田教授特送我的是英国制造的最好品牌的放大镜。这份礼物对于我有莫大的鼓励，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教授对我说的那句话：坚持，好好干。

 

虽然我是从北京积水潭医院走出去的，但创业阶段同样很艰难，遇到了很多挫折与困难。经历了六年的留学生涯，并拥有了博士头衔，但在很多专家看来还是年轻的医生。在当时北京积水潭医院遇到脊柱外科手术，需要请其他医院的专家来实施。刚回国的那段时间，医院领导并没有让我上手术台，更多的是在手术台旁观摩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树立起自己的信心，于是我申请做脊柱外科手术。很多医生对我不是很信任，同事给我出主意让从最简单的取骨手术开始。我坚决反对，我要做一例手术证明自己，我要求做椎管扩大减压腰椎管狭窄手术。在别人怀疑的目光中，我有条不紊的做完手术。在场的医生觉得很神奇，用磨钻减压减的非常好，不怎么出血。通过第一例脊柱外科手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树立了成功的信心。

私底下有同事和我说，田大夫你学的是脊柱外科，做腰椎手术代表不了真正水平，不如做颈椎手术让我们见识一下。我开始了只有外院专家才能实施的颈椎手术，也取得了成功。做完颈椎手术后我又开展了另外一个颈椎的手术——椎板扩大成型。手术要求很精细，有些像雕刻。手术的难度一例例增大，最后到枕骨大孔的手术、神经外科的手术、枕骨大孔减压手术、上颈椎固定手术等。渐渐地同事和病人对我认可了，我从一个配角变成一个大组的主角。从开始脊柱外科病人不去北京积水潭医院手术，不敢让我手术，到后来的“田大夫的医术不错，手术做得也好”。随着时间推移，从医院里没有病人的弱势科室发展到病人“门庭若市” 1997 年我和院长说要成立脊柱外科。听到这消息大家都劝我，因为建立科室不是闹着玩的，但我坚持着自己的决定，院长对我很支持，他顶着巨大压力，帮我成立了脊柱外科，有 30 张床位。

从矫形骨科带出来五名医生，成立了脊柱外科。脊柱的患者是最多的，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我觉得一名医生只要你努力的工作，有真本领，一定能得到同事和病人的认可。在科室刚成立伊始，我们每天都在医院摸爬滚打。五名年轻的医生，都是自己值班，任劳任怨。脊柱外科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查房经常是下午、傍晚才开始，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这样一种氛围，共同努力的氛围，使脊柱外科成为学术气氛浓厚的科室。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经常和有名的专家交流。但从中国访问的专家回到日本后，说和中国医、护工作者交流很困惑。问他们原因，告诉我水平差距很大。一名日本专家在著名骨科杂志上发表的访中观感，除了风土人情之外，印象最深是到中国交流后，最大的感触是应该多教会他们一些知识，而不是跟他们交流。也许带些污辱人的意思，但那是他的真实感受，应该注重学习，而不是探讨和交流。我的心情很压抑，很多医生说我们的医疗水平很高，觉得外国专家水平并不强多少，实际则不然，差距还很大，不过这些年我们的进步也非常大。

专 业 篇

在日本留学了六年，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医学理念和技术特长。所以成立伊始，无论是诊断疾病的理念，还是检查病人的方法；无论是诊治特殊的病例，还是手术的方式方法，都是最先进的。

在日本留学了六年，学到很多先进的医学理念和技术特长。所以脊柱外科从成立伊始，无论是诊断疾病的理念，还是检查病人的方法；无论是诊治特殊的病例，还是手术的方式方法，都是最先进的。

我们的骨科，包括其它医学和国外发展还有很大差距。很多人问为什么去日本留学，为什么学脊柱外科。脊柱外科这门学科很古老，源于欧洲，但日本取得了很优异的成就，因为日本在世界脊柱外科上独树一帜，可以说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医学的发展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日本具有非常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技术能够得到最快的运用；另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是日本人的身体结构与欧洲人区别很大，黄种人的骨骼比较细小，神经和骨骼的比率比较接近。骨骼上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压迫到神经上，造成神经损伤，甚至造成瘫痪乃至死亡。日本在现代科学上发展是最快、最早的，无形中它在医学方面、在脊柱外科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

黄种人和白人不同，在治疗脊柱外科疾病上，不能采取一般的白人的手术方法，于是日本人发明了一些独到的手术方法，如最典型的椎管扩大成形术等。黄种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需要做这类手术的非常多，因为椎管很容易变得很狭窄并压迫神经。日本人经过几十年前的艰苦尝试，为世界的骨科、脊柱外科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特别是那些以日本人名字命名的手术方式。在日本学习脊柱外科，因为更适合于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科学研究，更好的在临床上为病人服务。在留学期间还和日本同事联合搞过研究，研究的课题是一种黄种人特有的病——脊柱韧带骨化症。症状是椎管里面的软组织会慢慢骨化，造成椎管里头很细小受到神经的压迫。它是日本率先发现的一种独特的疾病，经过在中国大范围的调查，发现中国北方民族的发病率和日本完全一样，而南方民族发病率很低，也就是说，这种疾病和遗传基因有一定关系。

社会上脊柱方面的发病率愈来愈高，像颈椎病、腰疼、腿脚麻木等疾病，和脊柱有关的疾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过去可能就很多，因为我们中国人在发育上和白种人不同，容易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脊柱外科疾病，但在受中国整体的经济、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多人得病不去看，即使去看医生也不一定能诊断出来。现在的医学水平在进步，患者的医学常识也在不断增加。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现在处于疾病高发的阶段，从运动医学来讲，骨科是最重要的，我们每天维持着大量的运动。当我们的社会迅速发展到中等的水平后，人们更多的追求是舒适。我们每天在走路，看到别人开汽车，于是我们有了汽车的梦想。当有了汽车，就希望能天天开，不再有锻炼身体的机会。有好房子、有好饮食，追求的是少运动多休息的舒适。可身体离不开运动，当过分的追求舒适的时候，体质必然会有明显的下降。但经济能再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必然由追求舒适转变为追求健康，出现像西方人那样去运动，乃至花钱去运动的现象。

现在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时期，而人们的体质却处于“低谷”，即追求舒适的第二个阶段。更多的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花钱买舒适上，相关疾病伴随着这种观念而大面积出现。我真切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除了医生的诊治，更需要自身的呵护。

 

创 新 篇

手术时只要很小的切口，就可以直接把腰椎间盘突出取出。若是大切口，正常的组织会被一同切除，出很多血。我们现在推崇的是：精细的手术、精确的定位、很小的创伤。

首先，我们手术必须配备放大镜。很多中国的同行对此有点不屑一顾，认为只需要手摸就可以。我耐心开导他们，脊柱是骨与神经连接的部分，和神经密切相关。神经被骨包围，而且神经担负着支配全身活动的重要任务，不能当作儿戏。看不清楚就去做手术，绝对不允许，佩带放大镜是作为脊柱外科大夫必须的。佩戴放大镜手术目前国内仍然不是很普遍，我真有点不理解，通过肉眼是能看见，但看到的程度绝对不同，而手术需要的是精度和细致。如果只是通过肉眼观察，必然不能保证手术的精度和细致，手术就有可能失误，病人就存在一定的危险。

第二，我们手术需用特别的头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学习这点。在当时并没有同行使用这套装备，手术需要有足够的光线。这和带眼镜有一样的目的，为病人做手术，最起码的一点是能看清、能看细。

第三，就是微型磨削钻，这项“武器”到现在还有很多医生不会用。脊柱外科手术，需要做骨减压，这时就遇到一个矛盾。因为需要骨减压手术的骨头并不是正常的，或者增厚、或者被压迫到神经上，如何将它取出来是医学的难题。过去使用带勾的钳子（医学名称椎骨咬骨钳），但因为骨头与神经紧紧结合，通过椎骨咬骨钳可能会造成神经损伤。很多医生对病人不是很负责，做手术粗糙，对手术有没有造成其它损伤并不是很在意。为了避免病人的痛楚，我们更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解决这个问题，微型磨钻就是我们需要的最先进设备。它一层层将骨头磨削，一直磨到很薄的程度，甚至可以磨到透明。只需要很小的刮勺就可以将其剥离下来，神经不会有一点损伤。最重要的是不论骨头受到何样的压迫，微型磨钻都可以顺利地将它去除。如果用钳子施行就非常困难，手术中经常出现骨头虽磨削好，神经却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

微型磨钻这套设备，很多年以前外国教授来华访问时就送给医院了，但没有人会用。直到我回国后，才真正运用到脊柱外科。所以我们科最先使用这套设备，更重要的是在脊柱外科手术中应用十分普及，要求所有复杂的脊柱外科减压手术必须使用微型磨钻。

另外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做脊柱外科手术应尽量减少手术创伤，手术切口要做到精确定位，这也是我们大力要推广的。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回国后参加国内一次大型的骨科会议，一位做了两千多例脊柱外科手术的老大夫，发表腰椎间盘手术的经验——切很长的口子，然后切除几个椎板找椎间突出的具体位置，找到后将其切除。这位大夫的手术方式代表了当时国内的普遍情况。当时我在会上就提出，小切口精确手术已经是国际上的常识，不应该损伤这么多正常结构。他听到我提出的意见后，非常不高兴，又看到我很年轻，就问我做过多少这样的手术，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因为年轻，再加上在日本留学时的习惯，在学术讨论中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站起来对这位教授说：“虽然您做两千多例手术，但可能一例都没做对”。当时这位大夫很生气，我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但是看到国内的这种状况真的很着急。

我们推崇的是：精确的定位、精细的手术、微小的创伤。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首先要在术前诊断清楚，明确腰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在哪一侧、具体大小、具体形状，定好位置。手术时，就可以以很小的切口，直接把突出的腰椎间盘取出。若是大切口，出血和正常组织的损伤就会增加。

回国以后，在技术创新方面搞的最早的是把珊瑚人工骨运用于脊柱外科。过去骨科手术需要修补怎么办呀，找一个健康的部位，又不太重要的，比如说髂骨，开一刀，取出一些骨头，植到有病的地方。这样对有病的地方是治疗了，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地方，额外做了一个手术还丢了一块骨头，更重要的是病人这个地方还可能会经常的疼痛，等于给病人制造了一个新的痛苦。国际上很多学者已经考虑到应该用人工材料代替从自己身上取骨，来进行骨科手术。回国后我也想能不能在这方面做些研究。首先想到在颈椎方面有所研究，在颈椎后路椎管扩大成形术时，把狭窄的椎管打开，椎管扩大了，但是有了空缺，这个空缺我要修补它，过去就要取髂骨修补，取骨量非常大。当时国内有从美国进口的珊瑚人工骨，主要用在牙科，作为一个骨性充填；再就是用于眼科，很多病人需要做假的眼球，而这个假的眼球需要一个东西填进去，然后肌肉能够长到上面去，这种珊瑚人工骨材料非常理想。我就考虑能不能把珊瑚人工骨用在脊柱上面呢？因为它是深海自然的珊瑚，经过处理后它的结构跟人体骨基本上是一样的，这种结构非常精细，而其它人工材料模仿不了骨小梁的结构，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从1995年我们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在颈椎前路减压手术时，我们研究使用珊瑚人工骨替代自体骨进行植骨融合，国外也有人在做类似的研究，时间基本上跟我们差不多。到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好几百例手术，进行了长期系统随访，效果非常好。我们在后路颈椎 SLAC 手术也使用了这种人工骨，并设计了不同的型号。经过这么多年的系统研究，大量临床实践告诉我们它是非常实用的，现在的颈椎手术已经很少需要从髂骨上取骨头了。

使用微型磨削钻进行截骨矫正脊柱畸形，是我们有特色的一个手术。比如某患者后突畸形（罗锅），过去是用骨刀把椎体截断，但骨刀打的时候非常危险，有可能把神经损伤或术中大出血。我们要在术前设计好矫正方案，按照术前设计，用微型磨削钻一层一层的磨削，经过椎弓根结构安全地进行截骨，不会损伤神经组织，效果非常。磨削的同时它还有止血的功能，整个手术也不会出太多的血。

再一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手术是计算机导航，三维定位手术，类似于机器人的手术方法。这是一种很先进的手术方法，我们把病人的影象资料输入导航系统重建三维立体图像，手术中我们看不到的重要结构，通过红外线跟踪，就可以在三维图上能显示出来。比如说在这地方按手术要求打一个洞，穿进钉子。一边是神经一边是血管，要从中间穿过去，实际上外边都有骨头盖着，看不见里边的结构，但是三维图象上能显示的很清楚。沿着图形显示的路线去操作，就能够到达指定位置，这就是导航技术。我们把这种技术应用在做很多脊柱外科手术中，比如颈椎、上胸椎，很复杂、很危险的手术区域，有了导航技术的辅助就变得安全了。

　

成 果 篇

我于是把我们治疗的片子一张一张的拿给他，从开始做颅骨牵引，能牵过来一部分，不可能完全牵过来，然后进行术中牵引，再加上术中的复位，包括用他给我们讲的先进的方法固定，非常标准的一个手术，而且做的非常好。他非常惊奇的说：“啊！很好！很好！没想到，没想到。中国人怎么能做这些手术的？”

因为导航技术刚刚应用于脊柱外科，很多东西还不完善。我们的研究工作开展较早，为推广这项高新技术，我们正在进行操作规范的研究，而且得到了国际同道的认可。今年4月份在新加坡召开了一个国际性骨科导航技术研讨会，组委会专门邀请我去做了脊柱导航专题讲演。

5 月份全日本骨科年会，也给我发来了邀请，把我们尖端的研究成果，代表北京积水潭医院与国际同道分享，我觉得挺光荣。回国这么多年，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来，很多外国学者来访问，都很惊诧，中国骨科发展这么快。包括我的导师及日本认识的很多知名教授，我

拿出来很多复杂的病例，他们都说：“这些你都能做呀，跟我们日本没多大区别了，甚至有些比他们要好一些。”

中国人不爱治病，条件所限，非到最后那阶段不可，所以病情就变得非常复杂。在国外 , 病情较轻的时候就去治，很多疑难病例，国外很少见。一次，国外的讲师团来讲学，讲上颈椎内固定。课后进行病例讨论，他希望中国医生拿出一些病例来，给他看一下，然后他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既然说讨论，我们就拿出一些比较难的病例。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例，环枢椎脱位很厉害。他看到这个病例说：“哎呀，他还活着？”之后他看完病例，说脱位太厉害，没有办法治疗。我于是把我们治疗的片子一张一张的拿给他，从开始做颅骨牵引，能牵过来一部分，不可能完全牵过来，然后进行术中牵引，再加上术中的复位，包括用他讲课时提到的先进固定方法，非常标准的一个手术，而且做的非常好。他非常惊奇的说：“啊！很好！很好！没想到，没想到。中国人怎么能做这些手术的？”

我们的脊柱外科水平提高很快。我觉得很大的帮助是在日本学到了做脊柱手术的先进的方式方法，基础非常重要。还有咱们医院从院长到科室全力的支持，再加上正好赶上中国高速发展的阶段，很多的技术设备没有经济背景是不可能的，越高级的技术越需要经济背景，计算机导航系统是上百万的设备，我们能有能力购买，再加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能把它做好。

现在手术有这么一种理念，尽量减少患者痛苦。我回国以后极力主张全身麻醉来进行脊柱外科手术，但是很多脊柱外科医生很抵触，认为脊柱手术让病人保持清醒最好，什么都知道，一碰就疼，手术才安全。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病人术后仍然很痛苦，手术算安全吗？再一个对病人也是很残酷。因为我搞了这么多年的脊髓电生理研究，理解了脊髓的特性，体会到全身麻醉才是最安全的。这个安全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必须保证术中不会损伤神经。手术过程中患者没有任何意识，避免了手术操作给患者带来得恶性心理刺激和痛苦。

脊柱外科手术一定要精确定位，绝不能先切一个大口子后再去看再去找。 X 线透视、照相，很费事，很多骨科医生一是怕自己“吃线”，再有就是觉得手术麻烦。让他们做一个定位，他们说这叫什么呀，用很粗俗的话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我细心地开导他们：通过你的经验可以比较容易的判断一个正确的位置，但是难免有失误的时候，即使只有你所说的 5% 。但那落到病人身上就是百分之百，凭什么给人做错？自己麻烦点，吃点线，但能保证百分之百定位正确，这个百分之百对病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现在脊柱外科手术一定要精确定位，如果没有看清楚，就不能做这个手术。

另一个理念是病人能很好的恢复生活。过去做一个脊柱手术，病人在床上躺仨月，甚至有些医生让病人只能趴在床上。患者很痛苦。我们的理念就是以尽量小的损伤为病人手术，手术一定要保持脊柱的稳定性，病人术后能及时的下地活动，康复就会很快。我们现在的病人严格的讲术后第二天就可以下地，很快就可以康复出院。所以，尽快的社会复归也是现代手术对于医生的要求，这是社会的要求，更是病人的要求。因为现代人比较注重快节奏的生活，不象过去躺一年都无所谓。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虽然成立历史很短，但这些理念支持我们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引进来，并且认真学习和思考，高起点高标准地开展脊柱外科手术，使它成为一种常规。从术前诊断、手术方法到术后康复，各个方面我们都尽量保持与国际先进水平一致。

 

非 典 篇

有人笑称我是 SARS 院长，北京积水潭医院历史上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非常值得，和大家一起战斗，一起度过前所未有的灾难，最终我们战胜了它。对我做院长反而是一个很顺利的开端，大家对我工作很支持，里面存在着战斗友谊。医院过去比较散，经过 2003 年，大家变得非常团结。

2003 年非常特殊，因为院长的任命是在 4 月 6 号。在当时非典在广州开始了，北京已经有一些说法，大家都很紧张，但是都没想到后来那种局面。周四宣布任命，在周五的时候，有的领导还说应该祝贺一下，你这个周末应该和家里人出去聚聚。可没想到星期六早晨，还没想聚聚的事，就接到医院的电话，发现五名职工发烧。五个人一起发烧，很具有传染病的特点。详细情况到医院后才知道，因为治疗了一名老年患者，病情危重抢救无效死亡，并且病人去世的时候有肺炎的症状。他们参加了整个抢救过程，参与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在两三天后发烧。

经过 CDC 调查，没有发现这人有流行病学史，他接触过香港广州的人， CDC 也说不清楚是什么，让我们先观察。但我感觉不好，这么快死亡，而我们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发高烧。我感觉不对，一定要当机立断。决定把这几个人集中在呼吸科里面，对他们进行隔离。虽然我也有些犹豫，但思来想去作为传染病处理最安全。也有很多人反对，刚上来就把一个科室停下来，如果只是普通感冒，会多大损失？院长你怎么决策的？后来看就不同了，因为确定为 SARS，而且很严重，那死者后来上了中国 CDC 的名单，而且是个“毒王”。传染性很强，不只是传染医院五个医护人员，还传染了他的家人。所以我觉得当时能够做出准确决断，应该说是对传染病有一个准确地认识。在大学时代学习过，更多的是下意识的家庭影响，因为父母都是搞预防医学和传染病治疗的。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医院和全市一样在和 SARS 做斗争，第一个做出封闭病房这样的决策后，大量的病人就来了。然而这么多病人，搁哪呢？没有隔离的地方会相互传染。当时我们医院还没有专门就诊的地方，上次领导就希望弄一个专门就诊的地方，很多医院都不在意，这怎么办呢？但我们觉得传染病不能忽视，所以就决定把专门的干部门诊小楼腾出来。因为牵扯到干部政策问题，有很大阻力，干部看病需要独特的环境。面临这样的质问，我还是毅然决定，因为凡事一定要看清最重要的地方。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如果不立即行动，没有一个病人来医院诊疗的环境，和普通病人混在一起十分危险。经过我们的努力，当然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很多职工很多中层领导都没睡觉，一晚上把干部门诊腾空，建筑后勤部门打隔断，封闭。第二天早上开诊，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从来没有一个门诊一个晚上能够做成。包括医护人员和病人两个通道，在楼墙外边打出一扇门来，现在回想我们医院的职工都是好样的。没有怠工反对，没有任何怨言。觉得既然这么定了，就要这么做，而且要做得非常好。

我们把门诊做好之后，大量的非典病人开始进来。当时的情景，非常艰难，病人很快充斥小楼里边。进去就不能出来，一旦断定就不准出来。工作非常难做，医护人员在里边看着病人，一开始有床，床用完了用凳子，凳子完了怎么办？传染病人员不能走，那只能做地下、台阶下。什么情况都发生过，包括和医护人员打架，把医护人员口罩给拽下来。有些人思想有问题，觉得既然要死大家一起传染上吧！我们里边的医护人员品德非常高尚，一直坚持着。你什么都可以做，但就是不能出去。我觉得非典没有在我们医院传染开这点做得非常好，转院根本不可能，确诊非典没有转院的地方。别的医院根本没有病房，我们医院有病房，但病房也很快住满了，然而就那么一直坚持着。

每个人都是好样的，包括我们转院 402 医院，在那儿建立医疗队。那三层病房都是我们医院的人员组建的。本来给我们的任务是一层病房，但我们建了三层。完成的非常好，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死亡的，没有一个落下严重残疾的。都靠我们医院这些人，虽然 2003 年我们经济上有很大损失，但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变得从来没有过的心齐，而且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作为医护人员的伟大，还包括风险性，出生入死。上战场才有这种感觉，何况我们国家这么多年也没有经过这种事情。

非典医护人员出生入死，当时去 402 医院支援，我们的医护人员都很可爱。不愿意去，知道传染病的危险性，一去可能就没命了。但点上名了怎么办呢？很多小护士一点名就哭了，但是哭完了照样去。这就是伟大，平凡人生中的伟大之处。点名后哈哈一笑挺身而出、出生入死是英雄，但我们是平凡的人，更是神圣的医护人员。也害怕也恐惧，但还有使命感，不想去、害怕去，但还是去。

护士们到了402医院就踏踏实实地工作，从病房收拾整理，到病人的照顾，日以继夜没出现过一个逃跑的。职工家属表现非常好。很多家属包括我们本院职工家属，不愿意让自己孩子去，我们一位老职工，为围着车一次次的转，告诉我们自己孩子上车了，但他坚定的说应该这么做。这些年轻人勇敢面对 SARS ，体现出了伟大的献身精神，非常好的完成任务，包括我们医院 402 支援队的。

当然过后有人说，有什么呀，不就是非典吗？我觉得非常可笑，去了可能就回不来，谁都明白这一点。事过境迁，不能说这种话。我觉得当时在第一线的都非常好，永远值得钦佩。2003年虽然是我做院长的第一年，有人笑称我是SARS院长，北京积水潭医院历史上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值得，和大家一起共同战斗，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灾难，并且我们最终战胜它。对我做院长反而是一个很顺利的开端，大家对我还是很支持，因为我们有着战斗友谊。医院过去比较散，经过2003年，大家变得非常团结。好比战士经过战场的洗礼，生生死死的恐惧感都度过了，会相对豁达。医院整体的发展包括一些新的设想，新的举措职工都是很支持。医院现在发展的势头还是不错，今年我们的弱势学科将从全国招聘一些人才，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势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形式，使我们医院的整体实力有一个更好发展。

 

改 革 篇

面对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建设发展 , 医院的科室结构 ,人事安排与经济发展不再适应。于是我们实行了竞聘上岗制度，这项改革在国外很流行，但国内医院很少做 , 改革的过程不只是把科室简单的重组 ,更包括新建一些适应医院发展的新科室 ,比如宣传教育中心、网络信息中心、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等。

从1995年做副院长一直到2003年。 2003年开始做院长，每个人都有生活的经历 , 有一些自然的管理经验 ,但我觉得医院管理层过去很多来自医疗一线 ,做过脊柱外科副主任、主任、行政主管 ,然后再去做医院领导，这都有一定约定俗成的道理。

社会发展到今天 ,大家开始接受西方的思想 , 医院的管理也应如此。从这样一种思考出发 ,我从2000年开始参加北京市组织部开设的管理学习班 , 更重要的是有 4 个月的时间到加拿大学习管理。当然不是局限于医学管理 , 它是一个宽范围的管理 , 商务管理加上行政管理。管理并没有那么神秘 , 但是管理有一定的规律性 ,很多专家总结出各种各样的管理理论 ,因而出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管理规律。给我们授课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大学的教授 , 主要是经济管理学的教授，行政管理 方面的 教授还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几乎 MBA 方面的知识全部浓缩到课程当中。我们以前没有专门去听过管理方面的知识 ,通过学习 ,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管理中的团队精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管理学上如何发挥人的特点和能力 ,还有一些管理学上更深入的知识。但是管理是一门渊博的知识 , 不可能大学的管理学毕业生毕业就能够做好管理。学医的 ,大学上了六年也好、八年也好 ,工作了就能成医生吗 ? 不可能 ,他是要经过不断实践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理论 ,然后去实践 ,这是非常好的契机与连接。

我多少年看着医院发展，做副院长八年 ,对领导班子也比较熟悉。通过学习 ,我首先认识到需要做的一件事——调整、改革， 这也是根据管理学理论。像我们这样的国有大医院 ,发展了几十年 ,基本的结构应该有一个重新调整的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 ,任何单位都会进行机构重组 ,所以我上来要做的就是这项工作 ,发扬大家共同努力的精神 ,一个人不可能做成 ,所以先是领导班子统一思想。

面临社会的发展 , 医院的科室结构 , 人事安排与经济发展不再适应 , 所以我们搞了一个很大范围的竞聘上岗 , 好像很时髦 , 但是在国外很普通。国内医院很少这样做 , 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把科室简单重组 , 而是新建了几个科室 , 比如宣传教育中心。过去医院不太重视宣传方面的事情 , 宣传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 , 宣传是一个深层次的宣传 , 宣传医院更是一种文化。通过文化传播给广大患者 , 并且在宣传过程当中教育员工 , 这样使医院更具有凝聚力 , 使社会和病人更了解医院 , 宣传应该是立体的、多方面的 , 应该有专门的人来策划来工作。成立了这样一个新的部门 , 也是通过竞聘上岗实现的。

另外像计算机网络中心 , 我们医院这么多年的发展中 , 在计算机网络方面比较落后。过去有许多小的计算机程序的应用 , 但是互相之间不连接 , 不是一个水平 , 也不是一个层次 , 同时也不是一家公司做的 , 所以造成了许多计算机点块的小网络。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管理 , 虽然从若干年前我们院就成立了计算机中心 , 是全国第一家 , 但是那时候太超前了 , 计算机还是那种比较大型的 , 有一间屋子大 , 非常笨重 , 但做的东西很少。我们医院属于是最先尝试吃螃蟹的人 , 但从一开始就失败了。虽然尝到螃蟹 , 但是让螃蟹给夹了 , 所以这么多年反而落后了。一次失败的教训后就没有再发展。但是现在不同了，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医院的管理更加效率化，更加准确化。于是我们成立了计算机网络中心、经营管理办公室等等。这一系列改革包括教育处单独独立出来 , 注重对我们职工进行教育、包括职业培训。

采取这一系列管理手段 , 包括新科室竞聘上岗 , 医院从基本结构上有了较大的提高。我们在财务管理方面也有了彻底的思想转变 , 财务部门不应该再是简单的记账部门。有人认为反正是一家国营的医院 , 有钱花多少记下就行，这不合理。我做院长以后 , 在上级领导和院领导班子支持下 , 我们开展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做过的全院清产核资 , 把过去财务管理混乱的状态彻底进行清理 , 整章建制 , 把新的财务管理的理念注入医院。这件事情是刚刚做完 , 花了一年时间 , 请了外边专业的人员——会计师事务所 , 会计管理审计专业部门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效果还不错 , 使我们对自己医院资产有了明确的认识 , 第一次建立了一套比较现代的财务管理体制 , 从现在医院发展来看这是非常必须的。

在基础建设方面 , 我们做了不少工作 , 比如说院内停车场改造。现在大家都非常欢迎。当时反对这项改革的人特别多 , 说医院哪有必要把破旧房子拆除 , 即使拆除也应该盖花园 , 为什么要做停车场 ? 医院的发展 , 肯定离不开病人 , 现在的特点就是汽车多 , 病人很大程度上都是乘车来看病 , 没有一个停车的地方 , 尤其像我们很老的医院 , 道路交通不是很方便。病人看病非常困难，所以我们把院内停车场进行改造 , 再加上新建的一个两层的地下停车场 , 大大缓解了病人看病停车的问题 , 这属于基本建设的一个方面。

我们正在争取医院大门外边道路改造 , 西城区政府已经答应今年能够对医院外边胡同进行道路扩建。我们是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又是北京市的创伤、烧伤中心 , 急诊特别多 , 全北京市的重大抢救任务都和我们医院分不开 , 所以道路改造以后 , 再加上我们医院院内道路改造 , 病人就诊停车方面会有很大改善。

我管理工作的重点就是以病人为中心 , 病人需要一个好的就诊环境。过去不太重视 , 我们特意把医院中心建成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化区。院里有个半岛似的地方 , 里边都是当初清朝王府留下的古建筑。小小的院落非常美 , 过去破破烂烂 , 以前都是行政科室占据着 , 现在我们把行政科室移出来 , 大家都非常支持。把破旧古建筑改造 , 恢复王府的原貌 , 变成特需医疗中心 , 成为一个为病人就诊服务、环境非常优美的地方 , 很受病人欢迎。印象中去医院看病 , 患者总是拥挤在一起 , 那种环境和大家看病需求不相符。在古建筑中享受医疗服务在北京市也算是数得着的。另外在新的病房楼里 , 其中三层又装修了特需病房。两张床一间 , 或者一张床一间 , 病人床头有电话和电视 , 电视悬臂可调 , 病人坐着躺着都能看 , 而且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耳机。特需病房还有一个很大特点 , 都是经过光触媒处理 , 好像在北京市还是第一家。房屋的内部装修表面涂了光触媒涂层 , 它最大好处就是有抗菌作用 , 能吸收有害气体 , 很多高级公寓和汽车都使用这项技术 , 我们在为病人服务上 , 也是一种尝试。

 

展 望 篇

从思想上，不要老维持着过去那种我是专家，我是治病的，我是有专门技术的人。治病没错，更重要的是治这个病人，他首先是一个人不仅仅只是一个病。一定要把人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转变才能够更理解病人的心情和处境。医生很不容易，当一名普通医生不容易，当一名好医生更不容易。

我从一开始就愿意脚踏实地工作，荣誉是对工作的一种认可，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些荣誉，就跟我当初说要去考篮球队也是一种荣誉一样，是一种想被别人认可、被社会认可。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不是荣誉本身，是去获得荣誉或者获得成功努力的过程，这样最充实。荣誉是过眼烟云，这一辈子会要过去的，我觉得你有再多的荣誉又怎么样，没有必要为了荣誉去追求，而是应该有一定的理想和抱负去做事情，把事情做好就会有成就感。或者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想法，为公众服务、为大家服务，它本身是一种成就感。我从普通的医生做到院长其中就有这样的成就感。我觉得自己做专业还不错，做院长我也能做一做，要是能通过做院长把我们的医院整体带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或者境界上就有更好的发展，就是这种努力的过程，会使我非常的欣慰。荣誉仅仅是一种记录，也不一定都会有，能够献身事业服务人民的成就感才是主要的。

我的设想是在 2008 年医院能有比较大的转变。从我们的经营理念，从我们的服务理念，包括我们医院本身的结构上，都要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2008 年以后，我希望北京积水潭医院应该成为一个现代化、与国际医院发展水平同步的、至少具有同步理念的这样一家医院。

对我来说除了业务方面要继续努力之外，管理上目标也是蛮大的，要做到这点我就觉得需要更加的努力，包括自己的努力，包括领导班子的这些人，包括我们所有的中层干部直至我们全体的职工。大家通过不断的交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认识一起去努力才行。比如现在大家比较重视的服务意识，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老百姓不满意，觉得医务方面的服务，措施不完善。我们自己也不满意，里面有诸多的复杂因素，除去客观因素，恐怕从医务人员本身还要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转变。

所有想做好专业工作的人都难免有点儿想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思想，可能他现在不这么说，但内心深处有时候肯定会有。所以我觉得最终换位成病人，我不想说病人是上帝或者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我觉得这种感觉未必能做得到。病人就应该是病人，而作为医生或者护士，就是为病人治病服务，应该换位。不是对立的，而是应该和病人一起，来共同想办法战胜疾病。所以我觉得医务人员应该更加的“接近”病人，从思想上、从行动上，不要老维持着过去那种我是专家、我是有专门技术的人，我是治病的。治病没错，更重要的是治这个病人。但他首先是一个病人，不仅仅是一个病。所以你一定要把人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转变才能够更理解病人的心情和处境。医生很不容易，当一个普通医生容易，当一个好医生更不容易。你想，病人来看病，他有很多的复杂背景，比如说疾病本身的背景、家庭的背景、经济的背景、工作上的背景，这些对他的疾病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你治病的过程不考虑这些不行，好多病人不满意，其实就是因为医生没有考虑到他这些事情，只考虑到治病。实际上对于病人来说他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不仅要治病，同时由病产生的一连串的关系要处理。

从各自的角度来看，病人是从更社会的、更个人的角度看病。医生呢，是从专业的角度去看病，所以将来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是希望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同志更加重视人的这种本身价值。来全面的理解病人的生存状况，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我们还需要其它很多方面的改善，包括我们设施的改善，包括能够有更多的为病人服务的人员，还包括社会能够有更好的医疗福利。有些病人确实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治病困难，但更多的事情就超越了医院本身制约的范围，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医院才能够真正和国际同步。我们在这方面还差得很远，但是我有信心，努力去做就能做到。毕竟我们现在正在大步地向世界水平迈进，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在飞速发展，包括治病的理念，包括医患关系。目前是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总有一天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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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伟 博士，是国内外医学领域知名的骨科专家之一，从事骨科临床与研究工作 22 年。 198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1994 年日本国立弘前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同时获日本整志会优秀论文特别奖，并担任客座研究员，在日本 从事 博士后工作 1 年。

田伟 博士 1995 年回国后，创建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开展了多项国内外领先的脊柱外科新技术，并取得了创造性的临床效果，造诣较深。 田伟 博士承担了国家 863 项目、国家 95 攻关项目、北京市科委、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课题研究， 2003 年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田伟 博士是博士生导师，培养了 15 名硕士研究生， 5 名博士研究生，还为全国培养了大批骨科高级专业人才，承担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卫生部举办的全国骨科进修班教学工作，是国家“百千万”跨世纪人才和北京市卫生系统“十百千”人才、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委秘书、北京医学会骨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残联脊柱脊髓损伤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田伟 博士承担着开创中国脊柱外科新领域的重任，而且是一名优秀的医院管理实践者。 2000 年被市委组织部选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专门学习经营管理 4 个月。 田伟 博士于 2003 年 4 月任院长以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色指挥了我院抗击非典的战役，讲政治、顾大局、深入一线、忘我工作，为确保提高救治率、治愈率、降低医务人员感染率、死亡率，取得了优异成绩，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及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授予“救治非典优秀医院管理工作者”称号和“全国优秀院长”称号。

田伟 博士， 1998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2 年荣获北京市政府授予的“第五届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2004 年北京市卫生局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北京市总工会授予“北京市优秀职工之友”称号，并荣获政府特殊津贴。 田伟 博士还获得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北京市第二届留学人员创业奖等多项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