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在协和医大苦读八年毕业后的我服从组织分配，全班同学一道分配到了祖国大西北的基层卫生院工作。

    在基层工作，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农民因为贫穷小病扛着，大病治不起，病得实在没有办法来看病时，往往已无药可医了。我们到了以后除出门诊还要进行外科、妇科的大手术，经常还要巡回医疗，下农村，住在农民家里给他们宣传计划生育、预防接种。几年间就把我们培养成了多面手。

    记得有一次正在给一名患宫颈癌的妇女做手术，突然术中大出血，在农村遇到这种情况，指望血站送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可是不及时输血，病人生命难保，在得知患者是“B”型血后，我毫不犹豫地挽起了袖子说：“我是B型血，输我的吧。”立刻给患者输了400毫升血,接着我做开了手术.终于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我不认为这有多么高大，我只是感觉到，这是作为一名医生的责任。

    在甘肃工作近六年后，我和夫人刘燕儒大夫双双调回北京，来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

    70年代中期，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由于我们刚刚从基层上来，所以非常愿意尽快熟悉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工作方法和习惯还有医疗常规，那时外科是赵溥泉主任，后来是叶宗典、刘殿法、山昌龄和后来的刘彦复、赵西茹主任，这些老的外科专家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记得那时做住院大夫和做住院总医师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回家的。天天泡在病房里，病人非常多，手术也非常多，感觉非常的劳累。

    因为我是科里第一个住院总，每个手术都要参加，晚上的急诊也要参加，一个住院总管理着50个病人，体力透支的程度可想而知，由于太累了，我有个阑尾炎的病历写的不太好，查房的时候叶宗典主任很不客气的指出了病历写得不好，当着所有大夫的面批评我，我有点下不来台。
查房后，叶主任把我找到日光室，一点一点给我指出病历哪里写的不够完全和质量不够好的所在之处。在完成了临床工作后，晚上不能睡觉要改写这份病历，直至把病历写得完整、合格。

    这件事情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一份病历，令我至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尽量做到精益求精、保质保量、完完整整。
在做住院大夫期间又曾去西藏阿里医疗队工作了一年，可以说是我终身的经历中最难以磨灭记忆的一年，在阿里为藏民服务，在难以描述的艰苦条件下去工作，难度是不可想象的，但我都克服了，也坚持下来了，在随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不管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我坚持我的信念，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艰苦的条件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也锻炼了我们的工作能力，积淀了人生一笔财富。

    从70年代至90年代，我从一个住院大夫逐渐成长为一个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到主任医师，又成为北京大学外科教授，这与前辈们对我的教导、关怀和严格的要求是分不开的，也是两次艰苦环境锤炼后的结果。

    80年代初，国家送我到欧洲学习先进技术，我曾在国外的ICU里学习半年，我了解到外科重症病人的监护对一个像北京积水潭医院这样以手术科室为主的医院的重要性，回国后，我向当时的院领导陈述组建ICU的必要性，并得到了认可。80年代末期，我考取了卫生部的公派留学，在美国的两年学习后，回到医院首次开展了腹腔镜技术在外科的应用，这在国内是比较早引用这种技术的单位并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奖励。

    在各方面条件比较优越的发达国家学习，最根本的在于自己，不管怎样，制定了目标，就要认定目标，就能在你自己的学术上做出应有的工作，或者说达到你制定的目标。虽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想到要在这个专业领域或是在这个学科领域上要站起来，要想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学工作者，就要自己付出。

    90年代初，科里把行政的一部分管理工作交给了我，后来刘彦复主任让我做他的助手，做科里的副主任，刘彦复主任退下来后我又做了主任，在科室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几年，做主任之后，我开始把自己下面的年轻医生逐步培养，把科室的业务发展起来。

    90年代后期，当时的一个机遇把我推了上来，我感觉是院领导对我的培养或者说是对我的一种器重，或者说是老领导以及全院群众对我的一种期望。

    挑起院长的重担后，我想医院发展的大方向必须坚持下去，尽管我自己不是骨科的专业医生，但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下到科室里去，到每个科室去了解、座谈甚至参观他们的手术，了解他们实际的需要，参加他们科室的查房等等。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实际的需要和困难，也帮助他们在科室的发展上做了一些工作。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也考虑到了做为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内科、外科、妇科以及其他科室也是承担教学的主要科室，如果这些科室的水平发展不上去，那对医院整体综合实力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和院领导决定成立神经外科、血管外科，并对心血管内科等其他科室的发展给与一定的支持。使我院的综合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经过多方的努力，终于使我院成为了北京大学骨科、烧伤博士培养点和内科、外科、妇科硕士培养点。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这五十年的发展长河中，我为之工作和奉献了三十余年。2003年从院长的位置退下来后，我仍然还在从事着一线的医疗工作，还在做门诊、手术、带研究生等等工作，我很开心，自已对积水潭整个的发展做了一些努力，我很欣慰。
愿我们北京积水潭医院在世界医学高峰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前程必定是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