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临床工作年限，正好与新中国同龄。可以说，我虽然是在旧社会受的医学教育，获得一些医学基础知识，但是新中国把我从一个普通的医学教育，获得一些医学基础知识，但是新中国把我从一个普通的医学毕业生，培养成为一个在专业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对社会能做一点有益工作的人。42个春秋，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一瞬，但在人生旅途中，不能不说是悠悠岁月，我现在虽已年逾花甲，抚今思昔，更添激情壮志，倍感夕阳无限好，黄昏色愈浓。

机会来之不易

   1948年暑期读完了医学第的课程，该开始临床实习了。当时学校规定可自找实习医院，不愿找或找不到的，可留在本校实习。当时北京的中和医院（人民医院前身），名医如林，蜚声全国，是愿学临床者向往之所，很不容易进去。该院当时明文规定，凭学校成绩单及面试选取，一旦被接受后需做实习大夫两年，在实习期间要自负饭费。由于求知心切，愿不惜一切代价一试。于是鼓足勇气，递交了申请书及成绩单，并接受了面试。一周后我接到通知，在外科仅需要两名实习医生的情况下我被录用了。真是欣喜若狂。在庆幸之余，暗下决心准备接受漫长而艰辛的工作及体力考验。

   当时该院属私立，工作人员很精干，医生一个人当两三个人使用，竞争性很强。实习大夫每人要管15～20张病床。干起来要比勤快、比效果、比态度，上级医生的话像“圣旨”，病人真正的“上帝”。

勤奋学习，苦练基本功

   综观古代医林人物和近代医学名家，没有不是经过艰苦奋斗，千锤百炼，而后有成就的。我非常喜欢外科，而第一步又迈进了理想的医院，决心要苦心志、劳筋骨，用坚韧不拔的毅力，摘取外科领域中的一顶桂冠。

   千里之行需始于足下，实习大夫阶段是做临床医生的起点，在日常大量重复性劳动中。要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每天平均要接收3～5名新病人。写病历是实习大夫的既重要又平凡的工作之一，而且每天都在深夜到凌晨完成。为了做好这件事，我像侦探家一样询问病史，检查病人。书写每一份病历时，都像写论文一样对待，除科学地记录和反映病症外，在文字上还力求做到简明扼要，逻辑性强。为此日积月累，不但提高了病历质量，而且还锻炼了写作能力。

   换药是实习大夫责无旁贷的任务，既脏又累，但是我没有把它看成是不得已而为的工作。我研究怎样揭除敷料使病人少疼或不疼，如何清理创面，什么样的创面采取什么措施能长得快，如何包扎敷料使病人感觉舒适且不容易松脱。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在病人中间流传着换药不疼，伤口好得快的说法，科里还组织了“如何换好药”的专题介绍。

   手术后传统的拆线方法是，用镊子提一条缝线，剪断一根线，再拔除一根线，病人忍受着拆除一针针缝线的痛苦。我经过反复考虑，改变了沿用的拆线方法。先用盐水棉球将缝线打湿，再用剪刀压着皮肤把每条缝线剪断，再用盐水棉球涂擦愈合伤口及缝线，此时，大部分剪断的线圈已脱落，个别留下的已湿软的缝线，稍加提拉即可拔除，病人只感到是在擦抹伤口，未感到拆线，而线已拆完。拆线技术虽小，但深病人欢迎。

   手术野的消毒、铺单巾，按规定是住院大夫的事，实习大夫尚不够资格。但我对此事并未漠不关心。在我仔细观察之中，有的大夫在消毒皮肤过程中，把碘酒、酒精弄得满地，在病人身上也乱流。铺单时有时因为与护士合作不好，或放的位置不当，既忙乱又浪费消毒巾。我经过深思熟虑，对常见手术消毒铺单的每个步骤都胸有成竹之后，有一次我请求住院大夫让我试做一下，结果达到了预想的目的，消毒液没有掉在地上一滴，没在病人身上乱流。铺单次序先后有条不紊，安放位置准确恰当。从此，一次两次的做下去，虽非大事，更谈不上高深技术，但却受到护士们的欢迎，住院大夫们的信任，上级医生们的青睐。

   当年中和医院尽管要做两年实习。但基本不给实习大夫做手术的机会。上台参加手术机会很多，稍大的手术能做第二助手就很高兴了。所以，如何做好助手，就是实习大夫的分内之事了。不管多么疲劳困乏，每次上台我都聚精会神观察手术的步骤，细节，每位术者所喜用的显露剥离方法，习惯用的器械。时间一长，我就掌握了他们的每招每式，并能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怎样做法，我给他们拉钩，能使术者看得更清楚，操作更方便。我给他们递器械，能使术者使用习惯，得心应手。于是，台下人感到配合默契，台上人觉得轻松顺利，最后病人受益。由于我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对经管的病人体贴入微，观察细致，一贯受病人的爱戴。两年的实习，工作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不少一般性的常规工作，能积极而有创造性的完成。两年实习期满又幸运地被医院聘用为住院医师。

   在那个时候，住院大夫一般都不大教实习大夫。要靠实习大夫自己去摸索闯练，不免走弯路，给病人造成痛苦，我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我做了住院大夫之后，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指导实习大夫做好工作。两年的实习，使我对实习大夫的工作已驾轻就熟。应该怎样做好实习大夫，怎样做可以事半功倍少走弯路，大量的技术操作都有什么诀窍等待，日复一日毫无保留地教给实习大夫。使实习大夫们感到关系亲切，工作顺利，日有收获，他们都愿意和我在一个组工作。

    住院医师阶段，是在漫长医生生涯中迈出的第二步。这个阶段做得好坏，关系到将来的成长。作为外科住院医师，在此阶段不但要积累大量临床经验，训练手术技术，而且要丰富理论知识。

    临床经验，主要来自病人。阑尾炎本来是一个常见病，一般高年资住院大夫都能单独诊断、手术。但我见到个别上级大夫，在术前能说出该例阑尾炎的发病原因、病情程度，确切的变异位置，当打开腹膜时证明果然如此。我在钦佩之余曾请教这位医生，他说，是根据询问病史和体检判断的。但究竟如何询问、检查和判断并未细讲。通过这一事例，我看到这位医生能想到人之所不想，能料到人之所不料，真是技高一筹。但同时又想到，他能做的事我也应该能做到。在此事例的启发下，我对接受的每一位病人，都作为对我的一次考试，询问、检查、分析、判断，无一不认真、细致、入微，术前术中反复对照，术后密切观察。日积月累，临床经验提高很快，不但对阑尾炎能做到前面所说的判断，而且对很多常见与不常见的疾病，能考虑全面，分析深入，判断准确，治疗得当。凭借这种训练，在大查房时往往对病情能提出些不同的见解，而又常常被手术所证实。

    手术是外科医生治病的重要手段之一，想成为一个出色的外科大夫，就不能不具备出众的手术操作技术。我曾经观察到，有的上级医生手术干净利落，做起来轻松顺利，别人看着舒服。但有的医生手术时血肉模糊，手忙脚乱，助手也很难配合。这是为什么？每次手术时我注意两类人手术不同的奥秘。久而久之，发现前者手术时，切口大小、部位合适，深部组织显露充分，手中器械运用娴熟，剥离层次清楚，止血准确，操作稳准而有秩序，没有不必要的动作，总之，需要有精湛的技巧和周密计划。后者，当然是与此相反。开始时自己做手术虽然多，但由于窥测到手术的精髓，逐渐掌握了要领。每当闭目思之，大到手术步骤，小到手术细节，都犹如电影般历历在目。一旦有机会，当可轻车熟路从容不迫地完成。在第一年住院医师快做完时，有一次为一小孩做腹股沟疝修补手，一切准备好后，主治医师站在术者位置上，拿起手术刀，忽然向第一助手的我提出了几个问题。疝修补有几种术式？各式的适应证是什么？这一例有什么特点？应该怎样做？我都一一做了准确的回答。然后他把手术刀交给了我，换了位置，让我来做这一手术。在这位主治医师的帮助下，用了不到一小时完成了手术，术中没有让上级医生说一句话或纠正一次动作。这是我做住院医生一年来，也是参加外科工作三看来第一次主做的较大手术。几天后，次值夜班，来了一例急性阑尾炎，需立即手术，但当时的术者住院总医师有些感冒，他让我替做了这次手术，不到半小时手术顺利地完成了，这是我主做的第二例较大手术。此后，由于日是渐取得上级医师的信任，手术机会渐多，技术日趋熟练。

    要做一个外科家而不是一个手术匠，光会做漂亮的手术不行，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与我同宿舍楼的一位主治医师，是全院公认的技术全面知识渊博的医生，他每天五点起床，在楼道里读书打字记笔记，无论严寒酷暑，终年不断。我想他所以有些成就，绝不是老天恩赐，而是与他下的工夫分不开的。从那时候起，我也每天五时起床，看文献，写笔记，描绘图谱。时间一长，手中的有形材料多了，不知不觉脑子里的无形资料也多起来。在病人床旁，手术台上，对实习大夫、低年住院大夫的讲解也多起来。因此，他们都愿和我一起查房上手术。在全科的文献报告，病例讨论时，也经常能引经据典评论一番。工夫不白下，从中得到了好处。这个早起、读书的习惯一直坚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

    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的各医院中没有专职麻醉大夫，都是外科大夫兼做麻醉。1951年，北京医学院从英国回来一位著名麻醉学专家，办一个3个月的短期培训班，一共接收4名学员，其中给人民医院（即前中和医院）一个名额。由于我工作较稳重，善于操作又好学习，所以科领导决定派去学。我既觉机会难得，又觉肩负重任，学起来如饥似渴。白天参加常规手术麻醉，晚上值急诊麻醉班，在繁忙的实践之余，阅读了大量麻醉学文献、专著，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结业回院后，除仍管临床病人外，还兼做较复杂的麻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把所学的麻醉技术引入了人民医院。陆续开展了闭式正压呼吸麻醉，静脉全身麻醉，利用不同比重药液控制腰麻平面，做到半侧腰麻，节段腰麻，骶管麻醉缓解产能等，受到外科、妇产科医生的欢迎。由于麻醉技术的提高，医院开展了胸科手术及难度较大的腹部手术。我虽然比同级大夫忙多了，责任大了，但我觉得生活更有意义了。

     195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北医附属医院整形外科看到一本图片，整形手术的效果科是巧夺天工，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么想掌握这种技术啊！不久以后，北医办了一个全国性的整形外科学习班，但是人民医院不准备开展这一专科，不可能有机会去学习。怎么办？那个时候医院有规定，每个大夫每年可有半个月休假，学习班是上午观摩手术，下午讲课，时间是一个月。于是我想上午在医院看门诊，下午去学习班听课，把半个月的全日是休假处长为一个月的半日休假。向科领导说明后，鉴于我平常表现较好，学习心情又迫切，就同意了。通过这一段的整形外科启蒙学习，再加上自己的钻研探索，在上级医师同意下，试做了一些整形手术，效果还不错。从此以后，科里凡有近乎整形的手术以及各种植皮类手术，都由我来做。1954年我做完了总住院医师，升任了主治医师，按规定，主治医师要定专业了。由于床位异常紧张，不可能再成立整形外科。科里商定让我做骨科专业，为了照顾我的专长和科里需要，可以有选择性地在骨科收一点整形病人。实践中我体会到，应用整形外科技术来做骨科手术，特别有利于病人功能恢复。而且骨科与整形外科的结合，对以后开展手外科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先决条件。

艰苦耕耘，创建手外科

   1958年市领导决定在积水潭医院重点发展创作骨科，但骨科医生不足，需从兄弟医院调入充实，我应调到积水潭医院工作。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工农业的发展，有大量手外伤病人涌现。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医院决定建立专门诊疗手部伤病的专业。并指定由我和几位更年轻的医生来创建，这一任务是既光荣又艰苦。在中国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专科，领导又把这项任务交给我，当然倍感荣幸。可是当时我只有34岁，从学校年，分配和我一起工作的医生，有的是只毕业两三年，有的是当年毕业的，手外科专业知识与技术一无所有。国内可直接借鉴的书刊基本没有，国外的只有美国1945年出版的一本《手外科》。更没有可进修的地方，但手外伤病人很多，急诊很多，工作非常辛苦。在这种前提下要创建手外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社会的需要，领导的信任，使我坚定信心，一定要把手外科建立起来，而且一定要搞出点成绩来。

    开始建立一个新的专业，既要做打基础的工作又要有长远发展的打算，二者缺一不可。我在两年实习大夫4年住院大夫期间所受的严格训练，现在用上了。要想手外科能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起来，对基本队伍医生护士必须高标准严要求。病房成立之初，结合专业特点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严明纪律，规范化操作，从我做起，身体力行，不能有人例外。按规定，医生值夜班后第二天可以休息，但第二天如果有常规手术时，不能停手术，也不能换人做，还需接着由本人做。

    我每周有两三次值班，经常是彻夜做急诊，但第二天从未休息过。哪怕是早晨六七点钟下手术台，八点钟照常上班。我这样做了，年轻医生也这样做了。大夫这样做了护士长要求护士也不能不严格了。手外科有了一个纪律严明工作有序的环境氛围，护士、医生就可以集中精力提高业务技术了。

    建科之初，我深知对年轻医生基本功训练之重要性，因为我曾从中得到莫大的好处，又是我轻车熟路的工作。诸如病历书写、绘图，拆线、换药、手术消毒、铺单，切口、剥离、止血、缝合以及术后包扎处理等，均要求一丝不苟。每项我都是首先示范，严格把关，大胆放手的进行帮与教。年轻人如一张白纸，染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经过这样的严格要求与训练，他们逐渐都能按规范操作，并掌握了对手外科手术非常重要的无创技术，为做好手外科手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手外科成立后，急门诊病人一天天多起来，病房床位由20张扩充到30张直到50张。手外科技术对我来说，也是一张白纸。如何使日渐增多的病人得到良好的治疗，少走或不走弯路，能顺利而快速提高专业技术，是最大的难题。从何入手，我考虑到“手”主要具有运动和感觉两大功能，要想做好手外科，必须充分掌握手的功能和奥秘，而功能又以解剖为基础，所以“功能解剖”就是开启手外科殿堂的钥匙。在初期阶段我在手的功能解剖上下了很大功夫。其次是学习手部各种组织的修复原则。以这两项为基础，每一例进行检查、诊断、分析、制定治疗方案，再用我所擅长的无创手术技术实施治疗。病人一例一例的探索，经验一例一例的积累，工作开展基本顺利，很少或没有技术上的失败。用了5年时间，对手外科领域中的临床技术已趋于成熟。国外手外科有30年历史能做到的，我们也都能做了，而且对某些技术方式，还有不少发展和改进。

手外科急诊很多，而且多是开放性伤。如何处理好开放性手外伤，是关系到手外科医疗质量的问题。为了养活感染，一般都是使用大量抗生素来预防。我在实践中发现，只要清创术做得彻底，不用抗生素或消炎药一样不发生感染。为了找到科学依据，对病人负责，清创前后做了创面细菌培养，结果证明，经理想的清创后，创面已基本不存在致病菌。于是总结制定了一套高标准清创原则及方法，全科都按此执行，除个别有特殊污染的创面以外，术后一概不许用消炎针药，如果发生感染，还要术者负责。实施结果，一个50多张床位的病房，每天只有两三个病人使用消炎针药。护士高兴，病人少受痛苦，节约药品 ，经费，医生加强了责任心，提高了清创水平。

用示指移位再造拇指的方法，是美国医生首创的，我们根据文献学做了这种手术。这在当时是比较尖端的手术，据说原作者要用四五个小时做此手术。我学做之初，需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完成，但经不断改进方法和步骤，手术时间明显缩短，手术更趋安全。1963年有8个国家的20多位同行专家来院访问，我们为他们表演了这一手术，从开始到完成只用了50分钟，目睹者皆赞赏不已。从此，海外不少国家都知道北京积水潭医院有一个手外科，而且做出很多成就。

初攻显微血管外科

1963年初，上海成功地接活了一例断手。我听说后思想上有很大震动。一是我们是专搞手外科的，这第一例没有出现在我们这里；二是如果这里来了断手要是接不上的话，没法向委以我们重任并大力支持我们工作的各级领导交代；三是无法随社会上的舆论。但毕竟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不是头脑一热就做得到的。要静下来思考通往成功之路。接活断肢的关键是接通血管，上海能接通腕上部直径两毫米左右的血管，那么直径一毫米左右的指血管也有可能接通，而且断指伤比断手多得多，如能接活断指意义更大。想到这里，努力的方向明确了，决定从解决显微血管吻合入手，于是选择结构简单，血管粗细接近指血管，呈半透明状容易观察血管畅通情况的兔耳，作为实验模型，钻研小血管吻合技术。于1963年8月开始兔耳血管吻合的研究。兔耳的血管就像曲别针一样粗细，再加手术刺激血管痉挛，用肉眼科简直无法看清血管断端，所以，第一关碰到的就是放大手术血管问题。医院一位老职工提供：“废品库房中可能有一个放大眼镜”。经过一番耐心的寻找，果然发现一放大眼镜，是在普通的眼镜框上安装的两个像小望远镜样的东西，可以调节瞳距，放大约两倍。工作距离很短，视野非常小，戴时间长了就头晕眼花，因别无其他只能忍耐着用。，所有的手术器材与兔耳血管比都是粗大笨重无法应用。不得已只好用油石将最小型号的医用镊子、血管钳、针持等打磨改造成精细、灵巧、光滑的“显微外科器材”。最难解决的是缝合针线问题，吻接血管必须用缝合方法，那个时候外科用的最细缝合材料要算是眼科用的针线了，即使将眼科用的丝线劈成三股仍嫌过粗，在放大镜下看很不光滑且有毛刺。眼科用缝合针虽较细小，但针屁股很大，穿上线后加倍变粗，每缝一针，血管都被其拉豁，所以，改变传统的外科缝线，重新研制适用于显微血管外科的缝合材料就成了必须先解决的问题。

经反复思想，想到当时尚属先进技术的人造纤维，既光滑又能抗一定的牵张力，还可喷制成很细的单细。经过多方联系，找到北京化学纤维实验厂，该厂工程师用一种名叫卡普纶（kaplon）的原料制成相当细的缝合线。缝线基本解决了，但相比之下原有的最小的医用缝合针就显得太粗大了，特别是针眼，要比针体还宽大一倍，按传统办法将线穿到针上再将线双折回来，变得比针眼还要粗得很多，所以又成一道拦路的技术难题。经走访多位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认为细针容易解决，但要把细丝长到细针上，不用穿针纫线的办法则很难解决。后来，访问到位老钳工师傅，他想了一个办法，将细针的尾部砸扁，将细线放在扁尾上经过拉丝板的拉丝孔将丝线裹夹在针尾中，如此，线即长在了针尾上，虽然制作成功率不高，光滑度也很差，但基本解决了千百年来传统的穿针纫线方法，而初步达到综合显微血管的要求。

有了简陋的放大眼镜和粗制的缝合针线，就初步有了缝合显微血管的条件。于1963年底开始了吻合血管的吻合实验。

手外科的临床工作异常繁忙，上班时间忙于查房、手术、门诊、急诊。动作实验只能安排晚上去做，每晚7点到10点，每周3次。做动物手术至少要有一个助手，由于年轻医生轮换值急诊第一线较勤，不能固定人来做助手，只能轮流来担任，这就增加了配合的困难，影响了研究的进展。

我院的动作实验室当时位于医院的西北角，与太平间同在一个小院内，动物手术室与停尸柜只一墙之隔。作为一个医生，虽不信有神有鬼，但在那种特定环境下，确实也感到很不自在。特别是当助手因特殊情况不能来而只剩一个人操作时，当夜深人静，窗外偶有风声雨声，养兔房内突发响动时，虽不能说毛骨悚然，但也觉精神紧张，可是每当精神高度集中吻合血管时，便一切都被忘却而不受环境所干扰了。

正常工作之余每周三次晚上加班3个小时，如果是短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旷日持久下来没有点毅力是不容易坚持的。常有许许多多具体情况会使你考虑是否暂停一次实验。比如，昨天夜里做了一夜急诊手术，今天又做了大半天的常规手术，今天晚上又赶上是实验日，是照常做还是暂停一次？这个时候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与选择：是坚持不懈照做不误呢，还是情有可原放松自己。又如，有一次麦收季节，医院组织职工下乡收麦子，我是科负责人，当然要带头。夜里3点钟床去麦田，大家争先恐后抢收小麦，红日高照后收兵回院，接着上班。一天下来，腰酸腰痛得举步维艰，晚饭都不想吃，恨不得倒床睡下。可是偏偏那天又是实验日，按说该原谅自己一次吧！确实思想斗争了一番。但最后想到，如果计算机化一次就可放松两次，一旦精神防线，需放松自己原谅自己的理由就会越来越多，屡屡地放松就会拖延实验，拉远成功的距离。斗争的结果又一次增强了意志，坚持了实验。

经过约4个月的艰苦努力，锻炼了显微血管吻合技术，不断改进了操作方法，找到了血管解除痉挛的办法，探索到局部孩凝血措施，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遇到的困难，到1964年夏，血管吻合的通畅率提高了很多，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家兔断耳再植的尝试，即将家兔的耳朵从根部完全切断，然后再植回原位，除缝接廓软骨、皮肤及耳神经外，关键是吻合一条动脉和两条静脉。当做到第13例时，日盼夜想的结果出现了，断耳再植获得了成功，初步达到了研究的目的。这意味着临床上如果遇到手指离断，就有可能接活了。

在这以后，先后来了两例不全手指离断，经成功地吻合指动脉，救活了伤指。又一例小孩完全离断的手指，指血管只有0.4mm直径，经再植成活了2/3指。这说明断指再植成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已初步掌握了这种技术。

1964年9月的一天，来了一例经腕上全手离断的急诊，离断水平和伤情，同上海的第一例几乎一模一样的，经过5个多小时的手术，一举成功了。因为没有吻合指血管的功底，缝合前臂的血管就容易多了。术后血循环良好，加之其他组织高标准的修复，半年后再植手的外形及功能，几乎同正常手一样。这是我国第二例断手再植成功的病例。1981年在美国手外科年会上做学术报告时，当电影放映到此例手的功能情况时，全场近2000名同行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1972年由10名著名手外科专家组成的“北美断肢再植考察团”来华访问，医院接待了他们。当他们了解到我们于1964年即已做成家兔断耳再植及断指再植时，团内被称作“美国显微外科之父”的邦奇（H.Buncke）医生承认，我们这两次成就是世界上最早的。

建科之初，从接收的第一病例起即开始积累科研资料包括诊断，手术分类登记、典型及特殊个案储备、系列教学幻灯片制作、有关文献摘要等。1972年我们的专业知识已相当丰富，手外科技术已基本成熟，同时已积累了大量临床资料。为了弥补国内空白，发展手外科专业，我着手主编手外科专著。经过两年努力及以后的充实与修改，终于197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手外科学》，此书于1998年出第二版，先后印刷了6次，已成为国内手外科专业的主要参考书。40余年来，先后发表论文100余篇。获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三等奖 ，卫生部级、市级的一、二、三等奖9项，并被北京市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建立学术组织，创办专业刊物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工农业快速发展，手外伤发生率有增无减。但手外科专业的发展，满足不了客观上的需要，必须组织起来共同努力，以进一步普及专业技术。我身居首都，工作在积水潭医院，又是较早从事这一专业的医生，责无旁贷，应奋勇承担这一任务。我平时向以谦虚接物诚恳待人自勉，也一贯是这样去做的。所以与国内同道经常往来广交朋友。在联系号召之下，迅速得到各省市有关专业医生的拥护和支持，终于198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手外科学术交流会，并成立了“手外科学组”，我荣幸地被推为学组组长。该学组于1994年晋升为“中华手外科学会”，我又荣任第一届主任委员。为了能经常并及时地传播与交流专业知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措资金组织力量，于1985年以学组的名义，创办了《手外科杂志》，该杂志被批准为“中华手外科杂志”，我又被推为第一任总编辑。20年来，已召开了8次全国手外科学术交流会，举办了9期全国性手外科学习班，出版了65期手外科杂志。对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手外科知识，提高手外科专业技术，起了重大作用。

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由于有社会主义优越制度，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手外科全体医生的合作，通过个人的不断努力，使一个一个的愿望得以实现，在手外科领域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事业是无止境的，工作也就不能松懈下来。故此，我仍在勤奋地进取，以争取有进一步的奉献。